在中國，“莫重蹈日本覆轍”、“不要走日本老路”等話很常見，每當股市或房市出現危機時，“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”的憂慮便油然而生。中國方面關注的焦點是“日本教訓”，卻忽視了“日本經驗”。
　　
　　其實，日本1960年至1970年“黃金十年”的經驗是很值得學習的。在那10年間，日本經濟不但年均增長15%左右，更確立了兩大支柱—“產業立國”和“中流社會”。日本人骨子里充滿了“崇尚實業”的因子，日本也被戲稱為“工匠之國”，在民族根性上有對技術和細節精益求精的傳統。在日本，主導經濟的是經團聯，經團聯會長被譽為“財界總理”，基本上都出身于三菱、豐田、東芝等大企業財團。
　　
　　與經濟深受華爾街金融家們控制的美國不同，金融業在日本只是一種工具，幾乎未作為獨立的產業來發展，被視為日本的軟肋。準確地說，日本的金融只是為產業提供潤滑劑，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謂的“資本運作”。所以，當日本“活力門”創始人堀江貴文鼓足勇氣去“吃螃蟹”時，才會顯得格格不入，并最終遭逮捕。
　　
　　日本不動產金融工學學會會長川口有一郎對筆者表示，“剝除房地產、股市存在的泡沫后，一個國家的經濟還能剩什么，才是一國真正實力的體現”。
　　
　　日本之所以能培育出這么多知名日企，除了奉行“產業立國”的方針外，最關鍵的無疑是日企養成了適合自身且東西合璧的企業文化。只要了解下澀澤榮一、松下幸之助、稻盛和夫這三代“經營之神”，就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共性——對東方傳統智慧深深地熱愛。
　　
　　被譽為“日本近代企業之父”的澀澤榮一在回顧創業生涯時說:“我的經營雖飽含辛苦和慘淡,但常遵孔子之教，據《論語》之旨，故使經營獲得了成功。”他主張“一手拿《論語》，一手拿算盤”，并提出“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，而完全的財富，正當的殖利必伴隨道德”、“堯舜禹湯文武時，算盤和道德決無矛盾”等觀點，還大聲呼吁“務使商業社會位于社會最上流，以達至商人即德義之標本，德義之標本即商人之域”。
　　
　　松下幸之助則對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易經》等中國古典智慧推崇不已，在其悟道過程中，實踐和古典是最好的教科書。稻盛和夫更是基于東方智慧提出“敬天愛人”等經營理念。這些“經營之神”熏陶下的“商法”自然也充滿了東方哲學的味道。如日本西武集團原總裁提義明就自稱是荀子思想的崇拜者，他在選拔人才時重視其人的家庭是否和諧，是否有實際能力。
　　
　　豐田紡織創始人豐田佐吉取《孟子》的“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立座右銘為“天地人”,并把它作為企業精神。后來其子豐田喜一郎開創豐田汽車，又取《中庸》上孔子說的：“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”，并加在其父“天地人”座右銘之后，成為“天地人知仁勇”，以“好學”、“力行”自勉。豐田喜一郎以此精神在汽車創造業中奮斗近50年，成為汽車巨子。
　　
　　對這些理念的堅守讓日本企業具備了諸多社會性功能。雖然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，日本企業的諸多習慣在逐步崩潰，但迄今仍普遍實行“終身雇傭制”。“正式職員無法解雇”幾乎是社會的共識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這可以說是“鐵飯碗”。
　　
　　但在日本不會產生“吃大鍋飯”的現象，員工必須辛勤工作，并對公司高度忠誠。
　　
　　尤其是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，社會實現充分就業，“事主不二”成為默認的職業美德，員工只能視企業為“家”，與企業同舟共濟，榮辱與共。“過勞死”等事件的頻發，更讓海外人認定，日本人是名副其實的“工作狂”。
　　
　　正如狄瑞克·戴維茲所言，“儒家傳統的組織管理理論對東亞地區的工業發展依然有積極價值”。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界一直追求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、效率邏輯與情感邏輯的平衡相比，日本的經濟組織形式具備濃厚的儒家色彩，這是日系產品的氣質所在。